白族春节祭拜本主的由来 及白族村落精神秩序的重建

白族春节祭拜本主的由来 及白族村落精神秩序的重建

摘要

在滇西大理一带，白族村落在春节期间有一项格外重要的仪式——祭拜本主。这不是单纯的“过年热闹活动”，而是一整套关于家族、村落秩序与身份记忆的实践。本文以民族学、人类学与宗教社会学的综合视角，梳理这一传统的历史源流、制度逻辑与当代变迁，指出：本主并不是“会发威的神祇”，而是白族共同历史记忆、祖先精神和公共规则的象征。

文章将从一个真实案例展开，结合田野调查著作与文献研究，系统剖析白族人如何通过春节祭本主维系村落团结、调节冲突，并在现代社会重塑集体认同。同时，本文将有意纠正“迷信祭神求保佑”的片面理解，强调：仪式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协作工具，是“把人聚在一起”的方法，而非“向神服软”的投降。

读完本文，你不仅可以理解这一传统的历史来源与仪式流程，还能看到：在城乡快速变迁、人口大量外出打工的当下，这样的习俗如何完成“更新”和“升级”，继续为一个族群提供精神支撑。

重点摘要

1. 掌握白族村落为何以本主为“共同祖先”的历史逻辑，理解其从人到神的转化过程。

2. 了解春节时段集中祭拜本主背后的社会功能，而不仅仅是“求平安”的表层意义。

3. 学习通过仪式观察村落权力结构、家族关系和代际协商的方法，把“看热闹”变成“看门道”。

4. 识别传统信仰中“文化记忆”与“迷信恐惧”的边界，学会用理性眼光看待祭祀与祈福。

5. 借鉴白族维护社区团结的经验，思考在城市社区、职场团队中如何用新的“仪式设计”重建共同体。

目录

一 揭开本主的面纱：从“村神”到“公共记忆”的转化

二 春节为什么一定要祭本主：时间点背后的隐秘逻辑

三 从人到神的那一步：英雄、先民与“有功之人”的神化过程

四 一场祭祀如何运行：仪式细节中的权力与秩序

五 与家神、佛寺和城隍的区别：本主信仰的边界与特征

六 当传统遇到打工潮：外出青年的回流与仪式的重写

七 常见疑问解析：到底是文化传承还是“封建迷信”

八 结语：把神像挪一挪，我们看到的是人

九 参考文献

一 揭开本主的面纱：从“村神”到“公共记忆”的转化

几年前，我去剑川的一座白族村子做访谈，村里请我吃饭的是一位姓杨的木匠。那年春节前几天，他已经接到城里装修公司的活儿，却还是推迟了进城的时间，只说一句：“先把本主的事弄完，才好出门挣钱。”在外人看来，这似乎只是“信神”的执念，但在他讲完自己父亲的故事后，那种“必须回来”的紧迫感显得非常现实。

他父亲年轻时在村里当过本主会的“会长”，每年春节主持祭祀。文化大革命后，本主庙被拆，老人把神像碎片悄悄埋在自家菜地里。后来政策放开，本主庙重修，村里多数人提议把会长换成年轻干部，老杨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们以后要学会自己守规矩，不是请我来管。”几年后老人去世，木匠杨才真正意识到：父亲“守”的其实不是神，而是人和规矩。

要理解这种“情感上的强制力”，需要先厘清本主到底是什么。

本主在白族语境中，一般可以理解为“本地的主神”或“本地的主人”。它有几个关键特征：

第一，空间绑定。

它不是抽象的万能神，而是和某个村、某个自然景观绑定：比如“××村本主”“××江本主”。一旦离开这片区域，本主的管辖力就被弱化。这与一些广泛流传的大神不同，类似于“社区守护者”。

第二，人—神一体的历史痕迹。

大部分本主在传说中有具体姓名和年代：有的是抗击外敌的土司，有的是修桥筑路的首领，有的是带领开垦的先祖。这和很多“天生就神”的神祗不同，更像是一种“功臣纪念机制”。只不过纪念形式不是碑，而是神位。

第三，公共而非私家。

本主属于整个村落或族群，不属于某一家族。家里供的是祖先灵位；村口庙里供的是大家的“公共祖先”。这使得本主在村落生活中天然具有某种公共权威：谁来主持祭祀、谁坐哪一排，都反映了村里实际的话语结构。

很多人误以为这只是“拜神保平安”的传统，却忽略了它真正的社会功能。更反常识的是：有些村子里，对本主的敬畏并不表现为每天烧香、逢事就求，而是集中在少数几个重要节点，平时反而“放得很开”。仪式不在多，在于被共同承认和遵守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本主是被神化的历史、浓缩的村规民约，也是白族人把“我们是谁”刻在时间和空间里的方式。理解这一点，才可能进一步理解春节祭祀为何如此关键。

二 春节为什么一定要祭本主：时间点背后的隐秘逻辑

每年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五，是我在大理农村感受到“时间密度”最高的一段日子。木匠杨告诉我：“我们村本主最看重的不是钱，而是人到齐。”他去年有个堂弟在广东打工，因为请不到假，除夕晚上的祭祀没能回村，当年的家族群里直接炸锅——不是骂他不孝，而是有人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今年你出门的路就自己看着办，本主要记账。”

如果只从“求一年平安顺利”的角度看，这样的“记账说”很容易被贴上“迷信”的标签。但换个角度想：春节本来就是中国人重新排列家庭关系和社会角色的时间节点，而白族在这之上叠加了一层“村落公共关系”的重建——祭本主，正是这个重建过程的中心场景之一。

为什么偏偏选在春节？

第一，农事周期的转折点。

对以农业为主的白族地区，一年中真正“重启”的时刻不是某个政策发布日，而是冬闲与春耕之间的转换。春节仪式不仅是“辞旧迎新”的象征，更是对共同命运的一次集体确认：大家要共同面对新一年水旱、病虫害、人事变动等风险。

第二，人口回流的高峰期。

现代交通打破了空间限制，外出务工成为常态，但春节仍是大规模人口逆流回乡的唯一窗口。在这种“集中回流”的时间节点上举行本主祭祀，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一次“全员到场”的身份更新——你在外面是流水线工人、快递员、创业者，但在本主庙前，你重新被识别为“某村某房某辈某人”。

第三，冲突调节与再谈判的机会。

这一点往往被忽视。村里一年之中总会有矛盾：土地纠纷、婚丧礼金、邻里口角。许多白族村落的实际运行方式是：在春节前后集中“清账”和“讲和”。祭本主之前，如果家族内部、邻里之间有重大矛盾，会被长辈“劝”着先解决。原因很现实：仪式是大家共同的脸面，如果在本主面前还“撕破脸”，就等于给整个村落添晦气。这种压力，迫使人们在春节前后进行一次坦诚的协商。

在巍山的一个村子，我认识一位在昆明开小旅馆的张姐。她坦白地说，自己平时不太信神，手机上佛教App很多，但几乎不打开。但每年春节回村，村里的祭本主她一次都不落下：“说实话，我不是怕神怪我，我是怕叔伯们说我‘忘根’。”这种看似“怕人不怕神”的逻辑，恰好揭示了春节祭祀的核心：它是社会关系的仪式化整理，而所谓“神罚”“保佑”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社会后果的宗教化表达。

从理性角度看，真正决定一个人新年是否顺利的，是健康、技能、人脉和努力。仪式本身并不会让天上掉馅饼。但它可以提醒你：你不是孤立的个体，你有一张具体的人际网络，有你必须面对的责任和支持系统。春节祭本主，是一种提醒、约束和召回，而不是神秘力量操作命运。

三 从人到神的那一步：英雄、先民与“有功之人”的神化过程

要弄清“本主从哪里来”，就必须面对一个有趣又有点颠覆性的事实：许多本主，最初就是普通人——顶多是“特殊一点的普通人”。

在洱源的一个村子，我曾采访过一位村史编撰小组的杨老师。村里的本主是一个明代修水利的头人，杨老师在整理旧文献时发现，早期记载中他只是一个“组织群众修渠”的地方人物，死后大家立碑纪念。到了清代，碑文开始出现“庇佑一方”“显灵”等描述，再往后，逐渐有人口述“他夜里显形指路”“旱年求雨灵验”的故事。原本清晰的历史人物，被一层层传说包裹起来，最终走入神坛。

这并不是“捏造神话”，而是一种群体记忆的自然演化。

第一步：功绩确立。

一个人做出的贡献广泛而持久，比如带领开垦荒地、修桥筑路、抗击外敌。这些事件被频繁提起，成为村子共同故事的一部分。

第二步：纪念仪式化。

逢年过节，人们会提到他的名字，去墓前或碑前祭拜。祭祀越是制度化，后代越是有机会在仪式里“见到”他——哪怕早已没有任何活着的人与他有直接记忆。

第三步：超自然色彩附着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历史细节被淡化，人们开始用“显灵”“保佑”来解释一些巧合。尤其当村子遭遇天灾人祸，有人“恰好”在他碑前祈祷后问题解决，这些经验被口耳相传，就成了本主“法力”的证据。

第四步：与其他神灵体系对接。

在宗教交流频繁的地区，本主会被纳入更大的神灵宇宙：比如被解释为某位佛教护法的化身，或与道教体系中的某类神相对应。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社会策略——既保留本地特色，又能与外来信仰对话，减少冲突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本主从“值得纪念的人”变成“可以求助的神”，但有一点很重要：这条线索始终连着人间的现实利益和价值判断。他之所以被供奉，不是因为“天命”，而是因为他的行为符合这个社区的价值观：勇敢、勤劳、守信、肯为公共事务付出。

我在弥渡认识的一位老支书曾说：“你看我们村本主，传说他当年分地总是自己吃亏、让别人多一点。大家记得的是这个劲儿，不是他有没有法力。”这话其实戳中了一个关键：本主信仰的道德内核，远比“灵不灵”重要。

从现代视角看，一个人死后能不能“保佑”后人，没有科学证据。但一个被长期纪念的人物，对后代的心理影响和行为导向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。村里孩子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，会潜移默化地把“为公”“讲义气”当成理所当然的价值标准。这是本主从人到神的另一重“神化”：他被塑造成道德模板，而不是命运操控者。

四 一场祭祀如何运行：仪式细节中的权力与秩序

如果只在庙门口看热闹，很容易觉得祭本主就是“烧香、磕头、放鞭炮”。但只要你有机会像我一样，参与一次完整的筹备过程，就会发现：这其实是一套压缩版的村落运转机制。

前年腊月，我受邀参加了剑川一村的春节祭祀筹备会。几十个村民挤在村委会大屋里，从下午吵到晚上，讨论的焦点看似琐碎——谁负责买香纸、谁负责杀猪、谁负责敲锣打鼓——但每一个决定背后，都牵动着“面子”和“权责”。

我们可以把整个仪式拆解为几个关键环节。

第一，组织者的产生。

大部分村落会设立“本主会”或类似组织。成员往往是德高望重的长者、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代表，以及与村务关系密切的人。会长不一定是最有钱的，也不一定是最有权的，但必须是大家普遍认可“讲道理、不偏心”的人。这种“非正式选举”实际反映了村民对权威的集体选择标准。

第二，筹资与分担。

祭祀所需的钱粮从哪里来？有的村采取“按户均摊”，有的则按照人口、地亩或是否外出务工分级。近年有些外出成功人士会额外捐助一笔钱，在功德榜上署名。这种筹资制度，是村民对“公平”的具体想象：既要人人参与，又要照顾实际能力，同时允许“多贡献的人得到额外面子”。

第三，仪式角色的分配。

谁举香、谁读祝文、谁抬供品、谁负责鼓乐，并不是随机安排。一般长幼有序，尊长辈、尊贡献大、尊“本家”。但有些村刻意安排年轻人参与，比如让大学生朗读祭文，就是在用“神圣时刻”把新一代拉进传统秩序，让他们感到被需要，而不是只能在角落里刷手机。

在巍山的一个村子，我见过一位刚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女孩，被请去修改祭文。她一边吐槽“文言文好难写”，一边认真查字典。她后来笑着说：“说不信也不完全，其实更多是觉得自己和村子有了个新的连接。”对她来说，这个仪式是她与故乡之间重新签署的一份“隐形契约”。

第四，冲突调节的软机制。

在祭祀过程中，有许多“软规定”。比如：曾经有重大过错但已悔改的人可以参加，但不能列在最前排；有严重未解决纠纷的家庭，可能被“劝”暂时不在前席。这些做法并非出于神秘恐惧，而是用“在神面前不好看”这种说法，给现实矛盾一个缓冲空间。

从社会学角度看，本主祭祀是一套非常精致的“社会剧场”：每个人的位置、动作、服饰，都在传递关于身份和关系的信息。神像居中不动，人们围绕它移动，实际上是在演示一套村庄的权力地图。

反过来看，当一个村庄的仪式被完全敷衍或取消，往往意味着其公共协商机制出现了问题。并不是神“失灵”了，而是人之间不再愿意为了共同象征坐在一起。

五 与家神、佛寺和城隍的区别：本主信仰的边界与特征

很多第一次到白族村落的外地人容易混淆：家里有祖先牌位，村口有本主庙，镇上有寺院，县城还有城隍庙，这么多神佛，到底谁管什么？

我在大理遇到的一位北京游客小周，曾经一本正经地问过村民：“如果佛祖说A，本主说B，听谁的？”村民听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佛祖管你心，本主管你家，最后还得你自己决定。”这句半开玩笑的话，其实勾勒出几种信仰之间的分工。

第一，家神与本主。

家神是血缘本位，主要围绕家庭内部的生死婚嫁、财产继承等而运转。祖先牌位象征的是“我们这一房的人从哪里来”。本主则是空间本位，以村落为单位，是“住在这里的所有人”的守护象征。你搬家了，老家祖先还是你的祖先，但本主会变——你从属于新的村落守护体系。

第二，佛寺与本主庙。

佛寺偏向个人修行和超脱，强调因果报应、慈悲智慧，本主庙则更强调整体利益与世俗秩序。一个白族青年可能会在考试前去寺里拜拜观音，求心安；在春节则回到村里祭本主，完成与集体的连结。在许多白族地区，佛教寺庙与本主庙可以和平共存，甚至法会时互相借用人力和空间。

在洱海边的一座村子，我看到过这样一幕：早上村民在本主庙前跳大本曲，下午去不远处的佛寺听法师讲经。有人问他们：“到底信谁？”一位阿婆边嗑瓜子边说：“佛是大老师，本主是老长辈，都是教你做人。”看似朴素，却把两者关系说得很明白——都是教育与约束，只是侧重点不同。

第三，城隍与本主。

城隍多与官方司法象征关联，体现“国家在地方”的权威；本主则是地方社会自己的秩序象征，体现“乡土共同体”的力量。有学者指出，在一些地区，当官方权威薄弱或执行力不足时，本主信仰的社会约束力反而更强，因为它由身边的人共同维护。

从边界来看，本主信仰有三个鲜明特征：

1. 空间锁定：只在一定地域内具有效力和意义。

2. 集体中心：更关注群体的安宁与秩序，而非个人的升官发财。

3. 历史锚定：背后有强烈的地方史与族群记忆支撑。

这也帮助我们理解：把所有民间信仰简单贴上“迷信”标签，不仅粗暴，也会让我们失去观察乡村社会运作逻辑的窗口。理性不是把一切都骂成“封建”，而是分清哪一部分是文化记忆，哪一部分是被夸大的神秘化解释。在白族本主体系中，真正值得保存和整理的是前者。

六 当传统遇到打工潮：外出青年的回流与仪式的重写

过去十多年，我明显感到一个变化：春节回到大理白族村庄，庙前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多。他们多数在外读书、打工、创业，穿着时尚，手机里装着外卖软件和短视频App，却仍然愿意挤进略显拥挤的本主庙，跟着长辈磕头、举香。

木匠杨的儿子阿林就是其中之一。初中毕业后他去了昆明当厨师，前几年又南下到广州，在一家连锁餐厅做主管。2019年，他差点因为年终盘点错过回村祭本主——老板一再挽留，说可以加奖金。但他最后还是买了最贵的一班机票赶回来。我们聊起这个决定，他说：“不是因为怕神怪我，是觉得这个节不回去，以后心里会空一块。”

这种“心理空隙”的感受，可能才是许多年轻人坚持参与传统仪式的真正动力。而更有趣的是，当他们回到村庄，并不是被动重复旧习，而是在慢慢重写仪式。

第一，角色的更替与扩展。

过去祭祀中的核心角色多由年长男性担任，如今不少村子开始有女性和年轻人参与策划和主持。有的本主会由大学生负责制作PPT，整理本主传说，在祭祀时用投影讲解，仪式突然多了一层视觉的“现代感”。

在洱源一个村子，我见到一位在深圳做设计的白族女孩，她主动帮村里重新设计了本主庙的说明牌，用简洁的中英文介绍本主故事。她说：“以前我觉得这些都是迷信，现在反而担心这些故事会失传。”她的身份转变，从“怀疑者”变成“文化维护者”，过程并不是被神秘力量感化，而是在远离之后重新意识到，这些仪式背后是她与家族和故乡的情感链条。

第二，时间与形式的弹性调整。

打工人请假难，许多村子开始调整祭祀时间，以确保尽量多的人能参加。有的提前到腊月二十几，有的安排在大年初二，方便初一在城里过夜的年轻人赶回。仪式形式也有微调：传统长篇祝文被压缩，增加集体合唱、舞蹈等环节，让参与感更强，而不是大家站着发呆。

第三，意义的重新诠释。

过去长辈常用“神会惩罚”这样的话吓唬孩子，如今越来越多村里人意识到，这种说法虽然“管用”，却会强化迷信恐惧。于是在与年轻人交流时，他们开始强调另一种解释：参加祭祀是为了不忘记共同历史，为了让后代仍然知道自己从哪里来。

在宾川一个村子，我听到一个有趣的对话。一位十几岁的少年问爷爷：“本主真能保佑我考试吗？”爷爷想了几秒，说：“你书不看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本主只保佑认认真真读书的人。”这一回答既回应了孩子对“保佑”的期待，又巧妙地把焦点拉回到个人努力上，避免把失败归咎于神意。

这正是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的“软着陆”：不是硬撑着说“非常灵验”，也不是一刀切地否定，而是把仪式解释为一种情感和责任的提醒。科学依然是科学，努力依然是努力，仪式只是给这些艰苦的现实加了一层可感知的温度。

七 常见疑问解析：到底是文化传承还是“封建迷信”

1 现在社会这么发达，还需要祭本主吗？

这个问题我几乎每次讲课都会被问。答案不在“需不需要”本身，而在于：一个社区有没有别的机制，来完成“共同记忆”和“共同协商”的功能。

在城市里，这些功能部分由学校教育、社区活动、职业组织承担。但在许多白族村落，这些现代机构覆盖不足或运转不稳定，本主祭祀仍是少数能稳定召集几乎所有村民的活动之一。把它简单叫“迷信”，等于抹掉了它作为社区会议和情感联结平台的现实作用。

当然，这不意味着要无条件保留所有内容。那些以恐吓、敛财为目的的行为，理应被清理出传统之外。保留的是公共性和文化记忆，而不是无底线的“求神问卜”。

2 祭拜时许愿到底有用没用？

从自然科学角度看，神灵不会决定你是否能升职加薪，考试是否过关，也不会左右天气。但许愿本身有两个非常现实的心理效应。

一是明确目标。

很多人在香炉前第一次认真说出自己想要什么——不再是含糊的“顺利”，而是具体的“今年我要把手艺学扎实”“我要还清欠债”。这种自我承诺的仪式感，可以提升执行力。

二是强化自我约束。

当你在“神前”说出目标，回到现实中更容易产生“不能丢脸”的心理。这种“想象中的旁观者”会让你更在意自己的行为。心理学里有类似发现：在有“被看见”的感觉时，人们更倾向于遵守规则。

但需要警惕的是，把所有成败都归因为“神没保佑”是逃避责任。真正决定结果的，是你的选择、努力和所处环境。合理的态度是：仪式可以帮助你整理内心，增强决心，但不能取代实际行动。

3 不参加祭祀会不会招惹“报应”？

从公共卫生、法律和科学的角度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“不参加仪式会遭神罚”。真正可能发生的“后果”，往往是人际关系层面的——长辈不悦、同辈闲话、自己心里不安。

在洱源，我采访过一位因为工作安排，连续三年没能回村参加祭祀的年轻医生。他坦言，最大的压力来自父亲失望的眼神，而不是对“报应”的恐惧。后来他和父亲认真谈了一次，表示会努力协调时间，但如果遇到紧急手术，仍然以病人为先。父亲沉默良久，只说一句：“你在那里救人，也是给本主长脸。”从此这件事再没被提起。

这说明关键在于沟通与理解。传统可以尊重，但不应被僵化成威胁。科学的态度是：尊重仪式的文化价值，同时承认现代职业与责任的合理优先级。

4 可以用更现代的方式替代传统仪式吗？

事实上，许多白族村落已经在这样做——比如缩短仪式时间、减少牲畜牺牲、增加集体茶会和文艺活动，甚至通过微信群发布祭祀安排，让外地人可以“云参与”。

我在大理州某村见过一幕：外出打工的青年无法回家，家人用视频通话让他“线上磕头”，全家人反而笑成一团。这种“混合式”参与方式看似不够庄重，却恰好体现了传统的适应力：形式可以变，关键是人有没有借此机会重新连接。

从更宏观的角度说，现代社会完全可以设计新的“世俗仪式”来强化共同体，比如社区年会、志愿者表彰、家庭读书日等。只要它们能帮助人们正视关系、明确责任，就具备与宗教仪式类似的社会功能。

5 白族的这一套做法，对城市人有什么启发？

城市人看待这类传统，常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：要么完全不屑一顾，要么过度神秘化，寄托过多不切实际的期待。其实更有价值的是提炼其中的“隐性技术”。

第一，定期重启关系。

像春节祭本主这样，把“大家必须坐到一起”的日子固定下来，可以避免关系长期放任自流。城市家庭、公司团队也可以设计类似节点：比如每年固定一次“家庭回顾日”或“团队价值观更新会”。

第二，用象征物强化认同。

本主像、庙宇、旗帜等，都是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。城市里可以通过团队徽标、共同作品墙等方式，构建自己的“世俗本主”，让成员在具体物件上看到自己的投入和归属。

第三，用仪式感对冲日常冷漠。

现代生活高效却易冷，适度的仪式感可以打破惯性，为重要时刻加粗下划线。关键不是迷信，而是建立“这个时刻不一样”的心理标记。

八 结语：把神像挪一挪，我们看到的是人

写到这里，我又想起最初那位木匠杨。去年春节，我再次去他村里，本主庙外面新刷了白墙，门口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的不是“神威显赫”，而是“村史教育基地”。问起是谁的主意，他笑着说：“村里几个在外念书的娃娃提的。让游客来，看见的不只是拜神，还有我们的故事。”

这句话可以看作当代白族对自身传统的一个重写：神位还在，但更多被视作一条通向人心和历史的线索，而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操弄命运的机关。把神像往旁边挪半步，我们就能看见幕后的人——修渠的先民、组织祭祀的会长、争吵又和好的邻里、在外漂泊又在春节奔波返乡的年轻人。

白族春节的那一炷香，并不会改变谁的考试分数，也不会决定哪一年的生意盈亏。它能做的，是提醒人们：你背后有一群人，有一段历史，有一些不那么光鲜却坚实的价值——守信、敢担当、愿意为公共事务出力。这些品质才是真正左右人生走向的“无形本主”。

在一个崇尚效率和个体成功的时代，我们也许更需要从这些“看似落后的仪式”中学会两件事：一是承认个人能力的边界，懂得在集体中寻找支撑；二是用稳定的象征和仪式，抵御生活的碎片化和漂泊感。

命运不会因为多磕几个头就改道，年景也不会因为多放几挂鞭炮就变丰收。但当一个社区愿意年复一年在同一时间、同一地点，围绕同一个故事相聚时，它已经创造出了比“保佑”更珍贵的东西——长期的互信和可预期的关系。

这，或许才是那句常被挂在口头的“保佑我们平安”的真正含义：不是期待天空中伸出一只无形之手，而是在地面上，一起把日子过稳当。

九 参考文献

黄征 2012 大理白族本主信仰研究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

赵衍荪 2004 白族本主文化 北京 民族出版社

韩倚虹 2015 云南白族本主庙会与村落社会结构 中国民族博览 2015年第4期

王建华 2010 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秩序 上海 学林出版社

费孝通 1986 乡土中国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